路上听FM91.5，中间讨论一个话题，一个听众说早上在路边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鸟，他（她）就把它捧到路边，还喂了它点吃的东西。我想这个听众通过收音机把这个事情讲给别人听，是希望传递对动物（或可扩展至弱势群体）的爱心。主持人则严肃地提醒：“这样的事情不能做，因为如果这个鸟携带禽流感病毒很危险”。一个小生命因为被怀疑携带病毒，就要被无情地抛弃，怜悯之心油然而生。而转念一想，因为预防禽流感，我们听到的新闻经常是“在2平方公里范围内捕杀鸡鸭几万甚至几十万只”，哪个时候我们似乎没什么感觉，甚至庆幸我们采取了果断的措施阻断了传染源。

  想起了斯大林的一句话：杀一个人是暴力，杀100万人就只是一个数字。

  这也是人性中的弱点吧。

对于不赌球的，足球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来说，世界杯越来越不“足球”了。就比赛的质量而言，足球比赛亮点“进球数”越来越少，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平均每场2.3个，仅比著名的防守型世界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略好，而越是关键的淘汰赛，进球越少。但世界杯的可看性并没有因此减弱，足球场就是最大的娱乐场，有价值的球队应该是“既能赢，又会秀”。男人在场上性感，女人在看台上性感，交相辉映，不亦乐乎。

决赛中齐达内用他的光头撞倒马特拉奇，吃到红牌，提前退场，就此结束了他的世界杯之旅，也结束了他的职业足球生涯。电视画面反复闪回齐达内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的画面。马特拉奇到底用什么样的语言刺激了这位足球场上优雅的“大师”成了全世界关注的迷团。当齐达内转身一头撞倒马特拉齐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意大利人的‘盘外招’用的真够狠的”。用言语激怒对方，使对方做出过激反应，然后被罚出场，这是足球场上典型的“盘外招”。而但凡争胜负的比赛，不要说是身体接触的体育比赛，就是下围棋这样的智力游戏也有很多“盘外招”（从字面上看，这个词可能发端于棋类比赛），比如，有的棋手下棋，明明自己形势占优，但他一直愁眉苦脸，咳声叹气，嘴里不停嘀咕“这棋坏了，不行了，不行了”。令本来就处劣势的对手心烦意乱。

在法意决赛之前，我就觉得法国队应该失败：一方面应该成全功利主义足球的代表意大利队第四次捧杯，因为“功利”就该是“功利主义者”的通行证。而且陷入操纵比赛丑闻危机的意大利人太需要这样的胜利来“冲喜”了；另一方面，这场比赛是“德艺双馨”的大师齐达内的告别演出，英雄悲情出局才更具戏剧性，“深刻的美一定是悲剧”。

果然，身边的人几乎都认为这一撞撞出了这个优雅的大师的“个性”，而那些指摘齐达内“小不忍则乱大谋”的人则被讥笑为“庸俗”，吃了红牌的齐达内还是获得了“金球奖”。人们对齐达内过激反应的态度，表明了人们在接受功利主义足球的同时，也还保持着对个性张扬的欣赏。这不是胜负的逻辑，但是是娱乐的逻辑。不要把娱乐看作是轻浮的东西，它是人内心中最深刻的需求。我非常喜欢俄罗斯的网球明星美少女“萨拉波娃”，有她的比赛必看。在我看来，她最大的魅力正在于打球“没头脑”，她好象不知道什么叫比赛的节奏，什么时候应该过渡，打调整球，她就是进攻，失误，进攻。在球技和美貌之外加上难得的“率真”使她成为网球场上最红的明星，尽管她的成绩不是最好的。俄罗斯的另一位美女明星撑杆跳运动员伊辛巴耶娃准备36次打破世界记录，从而超过他的同胞布勃卡35次打破世界记录的打破世界纪录次数最多的记录。这意味着她准备拿36次破记录奖金。体育精神不是“更快更高更强”吗，为什么每次破记录只提高1厘米？太功利了吧。但在娱乐的逻辑里，这同样不会妨碍人们喜欢伊辛巴耶娃，普京总统最近还邀请她共进午餐。对于一个天才来说，她也有资格玩味这种曲高和寡的感觉。

美国总统布什说“电视就是秀”，总统出现在电视上就是在作秀。民主国家的政治也是娱乐的一部分。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竞选总统失败，今天已经投身好莱坞。里根当演员二流，但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说明演艺圈的竞争比政坛还要残酷激烈呀。罗素说：提高对雄辩的免疫力是民主国家公民的一门必修课。在竞选的体制下，会“秀”的人更容易得到选票。口才，美貌，家庭出身，业余爱好等都会使人们改变对一个政治家的评价。而一个政治家的最核心的“治国安邦”的本领如何可能被忽视。

娱乐是好玩的，但能“使人娱乐”则需要娱乐业的经营之道。无论是体育比赛还是电影和音乐会，要形成产业就会被烙上工业化的印记。否则，这些游戏就只是土著和非主流。经济主宰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今天全世界的足球市场规模在2000亿-3000亿美元。足球产业的产品是比赛，消费者效用是愉悦和激情。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把去年买的两位英国经济学家写的《足球经济》拿出来看，这本书买来就没看过，因为300多页的书中充斥着大量的数字图表和计算公式，实在很枯燥。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欧美就有经济学家专门研究“团队运动经济学”，分析篮球，棒球，足球等产业的发展规律。这本《足球经济》涉及球员（劳动力）转会市场的运作机理---“如果没有储备条款，富有的球队获得了绝大部分的优秀球员，这将降低比赛的不确定性，使观赏性降低，减少所有比赛的上座率，从而影响整个联盟的收益，进而影响所有球队的收入”；运动员的薪酬分配体制----为什么一小部分比同行稍微优秀的球员，收入常常是同行数倍是合理的；如何衡量主教练的工作效率以及主教练变动对球队表现的影响---“主教练是生产过程最重要的决策者，他的角色是使用给定的一组比赛资源获得最多的比赛胜利”；观众，足球市场消费者行为分析---他们为什么看足球，他们肯花多少钱在足球上面。最近听到一则新闻，说德国的足球俱乐部开发了一个新生意：“球迷墓地”，球迷买下在球场旁边的墓地，使他们死后仍然可以和自己喜欢的球队在一起；足球股票---很多俱乐部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球队的成绩对股价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足球博彩---信息充分披露与固定赔率赌球。看到什么是经济世界的体育和娱乐了吧。

中国的娱乐和体育市场还发育水平还很低，在我们抱怨今天的职业体育过于功利主义和市场化过度的时候，更应该看到我们还没有资格得这类“富贵病”。就象在张斌主持的“豪门盛宴”的一次节目中说到沙特队门将是世界杯上丢球最多的门将，3届世界杯已经累计丢了26个球时，现场观众哄堂大笑。张斌冷着脸说：“大家先别笑。我们还没有机会在世界杯上丢这么球”。全场哑然。(原载IT经理世界06年第15期http://www.ceocio.com.cn)

说到这个话题，正好想起我过去写过的一篇文章，体现了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变革与保护（2000年1月）

“信息时代”，“知识经济”，“后工业化社会”这些新一代的“泊来语”挂在了很多人的嘴边，而这些人相对于广大的农民和数量庞大的低教育程度者又成了“先知先觉者”。怎样看待西方引进的思想和观念在中国会产生的影响，一直是中国近百年来引起争论最多的问题。虽然在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人们对西方的东西已经推崇有加，但要想让西方先进的东西在中国真正修成正果也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西方说的信息时代是在工业化之后的产物，但是中国有70%的农村人口，城市化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整个经济还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在这样一种国情背景下所说的“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不会和西方说的全然是一码事，所谓信息时代在中国的实现也会有着浓厚的“中国特色”。

以史为鉴。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家指出，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很长时间内经历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启蒙”是指对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接受和传播，是“反封建”；救亡则是“追求独立和解放的民族运动”，是“反帝”。但对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而言，“反帝”“救亡”的思想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上风，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很长时间里处于压抑的状态。新中国的建立使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使我们对西方事物接受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显然超越了“启蒙”的层次，甚至达到了“变革”的高度。而与 “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启蒙相对应的则是“信息技术和市场经济”的思想变革，“信息技术”是改变社会和经济形态的技术推动力，“市场经济”则是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运行体系。50多年前，中华民族就完成了“救亡”的使命，今天的中华民族已经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发展民族产业，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仍然是巨大的挑战，在开放市场，维护市场竞争规则的同时如何“保护”民族产业也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在经济领域，我们也许会看到“变革与保护的双重变奏”。这也许是历史的轮回和相似。今天我们可能很难讲“变革”与“保护”那一个更占据上风，但改革的“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论战也一直在或明或暗地进行。深入研究“信息技术”，“市场经济”和“保护民族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许会成为理解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有意思的线索。

比如，最近看到一项研究成果显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会高于50%，离比较成熟的市场化程度（在80%-85%之间）还有很大距离。其中资金的市场化程度为45％，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在40％左右。生产的市场化程度达到60％，重要商品的价格市场化程度为45％。仅就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生产领域而言，也还有亏损的国有企业依旧在政府支持下生存，库存积压严重。可以预见：进入WTO会加快市场化进程，那些没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学会游泳的家伙们会把“保护”的调门调得更高。

企业是信息的最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通过采用信息技术提升市场的竞争力的同时把大量的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提供给整个社会的时候，整个社会的信息化水平将越来越高。在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竞争的动力越强，向信息时代演进的速度也就越快。信息技术也正在成为西方企业管理跨国业务，开拓全球市场的利器，对于没有“保护伞”的企业来说，无论视它们为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都需要掌握和他们一样的技术，才能平等地合作和竞争。（原载IT经理世界2000年第一期）

信任是最想得到的，最容易说的，最难做的。

信任是双方的事情，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如何产生信任？博弈论重要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一个定理加两个推论：

定理：所谓信任一个人，就是宁愿被他（她）欺骗；

推论一：允许别人骗自己一次；

推论二：只要他骗你一次，就永远不会信任他（她）。

  计划经济的时候所有的牌都平均分，谁也别赢，整个经济没有活力。现在有了进步，到了“双扣”的水平。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桥牌”：你拿着36个点，就必须打成“7无将”，否则就是失败；而25点的牌能达成“4红桃”也是不错的牌手。这时候主要比的是“算计”。只有比算计，市场机制才会体现良性的一面：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整体福利。

所以:6+1=3+4.

完成这样的推理过程就是咨询业的生意：通过一个复杂的研究过程，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然后把它描述成“独特发现”。

不要椐此认为咨询业没有价值，因为如果他不是用这种方式告诉你，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6+1跟3+4有什么关系。

很多评论都在说曹国伟领军担任CEO，会把新浪带到一个新的高度，云云。这些话也没什么根据。就像鲁迅先生在一篇杂文（ 具体那一篇记不清了）中讲到的情形：一个人家喜得贵子，满月的时候来一群亲朋好友祝贺，都说些“将来必定飞黄腾达”，“事业有成”，“大富大贵”这类的吉祥话，直到有人说“这个孩子终究是要死的”，可谓大煞风景，所有人怒目，但怒过之后不得不承认：只有这句话肯定是对的。今天对曹国伟的评价和期待也只有一句话肯定是对的：他迟早还要离开这个位置，按照前面7年换5个频度，这个时间长过2年的可能性也不会太大。而且这也许跟公司业绩的好坏也不一定有绝对的关系，跟某些人的好恶也未必有什么必然联系。

我上面这段话听起来有点愤青抬杠的味道，其实恰恰相反，只有能理性真实面对死亡的人才更能深刻理解活着的意义。与搜狐相比，新浪高层的变化要频繁的多，因为张朝阳是创业者，也是大股东，而新浪的CEO“职业管理者”的色彩更浓一些。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管理”是与资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一样的生产要素。今天的中国产品市场已经空前发达，从“Made in china”到“China’s price”，中国似乎可以为全世界生产一切，而且国内产品一般产品市场都竞争激烈，产品质量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低。但要素市场则要落后的多，比如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要素”市场。前两个方面的问题和现象讨论非常多，今天的话题显然是关于“管理要素”市场的。

   “ 管理要素”市场如何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可能在这样的篇幅中讨论，但可以肯定地说是长期的，系统性的问题。而今天我们至少能说明“管理要素”市场得以充分发育的标志是什么。在我看来，第一是充分的流动性：一个职业管理者才能的发挥越是不依赖于特定的行业，越说明管理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就像郭士纳，他管理过咨询公司（麦肯锡），管理过金融服务公司（美国运通），管理过食品公司，管理过像IBM这样的老牌高科技公司；第二是完整高效的价格发现机制。从表现上看（当然并不绝对），就是市场上要有明星，而且明星确实有高价。今天中国市场上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高价的球星和演艺明星，但高价的职业管理者还不够多，价格也还不够高；第三是管理要素市场也越来越细分。细分是任何市场成熟最基本的特性。本人没有跟曹国伟近距离接触过，但从曹国伟展露不多的言论猜测，这可能是一位低调务实的职业管理者。也许这种风格是新浪当前所需要的。

风格只是市场细分的一个维度，甚至是最无关紧要的一个维度。职业管理者由于他们教育背景，个性品质和工作经历的差异，慢慢会形成这样的市场共识：有些人善于管理成长型的公司，有些人善于拯救问题公司使它走出低谷，有些人对保持一个公司的平稳运营有独到之处。今年2月一个引人注目的企业人事变动是国内第一个 “洋行长”深发展的行长韦杰夫（Jeffrey R Williams）辞职，在任仅13个月。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银行当行长勇气可佳，但这位有“中国通”之称的哈佛MBA在深发展推进的改革似乎过于刻板生硬，业绩没有改善，内部矛盾反而加剧。坊间评论认为他的离职意味着深发展“由行长负责制向董事会负责制转型”，而董事长兼CEO Frank N. Newman也是“洋人”，但他身上有鲜明的标签：“有‘银行专业修理工’之称，曾担任过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善于拯救亏损银行”。

标签也有点护身符的意思：“这个局面他都收拾不了，别人就更难说了”。

刘女士赋闲在家，是全职太太。家里新买了房子，正在装修。和几年前第一次装修购买家装材料天天往建材市场跑不同，她现在更喜欢在网上买东西。“这样非常方便，在网上了解了充分的信息之后，再到建材超市或者随便什么地方去买”。

她到搜房网（soufang.com）的社区论坛上，看到某某品牌的橱柜正在组织小区集采（集体采购），因为她确实有购买意向，就详细询问这个品牌橱柜所用的材料，价格，折扣政策，安装方法，售后服务方面等方方面面的信息。因为她活跃的表现，引起了厂家的注意（厂家的销售人员发了产品信息之后，就守株待兔般地等待潜在买主上钩），就在论坛中索要她的E-mail，厂家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她更详细的产品信息。然后是电话联系，厂家的经理希望刘女士能够帮助她组织小区的集体采购，如果超过20户，大家统一拿到了7折的集采价，这个价格显然低于在建材超市上购买的价格，作为组织者的刘女士可以拿到6折的价格。不知不觉的，刘女士就成了那个橱柜厂家的“销售”，因为她有业主的身份，因此，小区的邻居们显然更信任她。她也的确有热情为大家服务。

两个星期之后的一个周六中午，橱柜厂家在自己的门店给刘女士小区的20多个“感兴趣者”举行了一次推介会，这个厂家的门店并不在类似好美家或东方家园这样的建材超市里，而是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商业楼里，但装饰得非常温馨舒适。推介会的第一项内容是厂家的经理（后来才知道就是公司的老板娘）讲解“欧洲厨房设计新理念”，随后是简单的自助午餐，大家边吃边聊。这个推介会后签单的有20多家，成交额30多万元。

通过这次合作，刘女士也和老板娘处成了朋友。交流多了，也更多了解了老板娘的生意经：他们夫妻俩在3年前开办了这个公司，创业资金很少，他们不得不“靠创新求生存”。他们自己并没有生产厂，而只是经营品牌，他们也没有在大的建材市场上设立门店，销售人员主要通过网络发部信息，寻找销售线索（特别是刘女士这样的活跃买主），顾客感兴趣之后，他们提供设计方案，设计方案得到客户的认可之后，他们给外包的生产厂家下定单。1-2个月后交货。几年下来，夫妻俩把这个公司经营得很红火。刘女士已经习惯了在网上“淘宝”消费，她也惊奇地发现在网上有太多这样的“小”商店，他们出售家具，饰品，玩具，艺术品，可谓五花八门。看得多了，刘女士也动了心：我也可以开始在网上做生意呀。

这是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的非常普通的事情，而在商业观察家的眼中，也许其中正蕴涵着商业变化的动力。美国《连线》杂志主编Chris Anderson在2004年10月提出的“长尾理论（long tail）”分析的就是这种商业现象。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只要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需求不旺的产品也同样能够在市场上生存。他主要研究了EBAY，AMAZON这些电子商务公司的运行模式得出了这个基本结论。电子商务的发展使交易的费用不断降低，使“做买卖”的门槛不断降低，于是，供给会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多样性，只要你稍微花点时间，任何个性化的需求都可能找到供给。而这样的经济形态也意味着从“买方市场”走向“富足经济”。买方市场仅仅意味着买家有更多的选择，而富足经济则意味着“非必需的随意性的消费”越来越多，这才能让这个“长长的尾巴”有存在的价值。长尾意味着人人都可以做小生意，也意味着能使小生意得以聚集的市场（market place）是个大生意。

BLOG是长尾现象在媒体领域的体现，（博客也被分为媒体博客和社区博客，前者有比较鲜明的媒体广播特色，后者则纯粹是个人的意志表达）。传统上，办一个电视台，出一本报纸都是非常昂贵的生意，而且有巨大的投资风险。但今天似乎已经进入到个人出版的时代，美国每天新增的博客有8万人，中国可能这个数字还要大。徐静蕾的博客访问量超过1000万，但可能99.99%的人的博客年访问量不足1000。道理很简单，网络信息的容量可能是无限的，而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尽管在整个博客群体中，仍然还会是少数“精英博客”占据绝大部分的注意力资源，但在那个“巨大的尾巴”中，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一声刺耳的尖叫或振聋发聩的轰鸣而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种可能性也许正是无法漠视这个巨大的尾巴，“沉默的大多数”的原因所在。

有人说长尾理论是对帕累托著名的“二八定律”的“颠覆”，我不太喜欢这种动不动就“革命”的说法。我宁愿相信，对于一个商人来说，任何新的商业理论都只有开阔思路之用，别太较真。商业现实很复杂，只有局部真理，只有“贱买贵卖”是不二法则。这跟理论产生的过程有关。理论的产生首先来自对现象的观察，然后对这些现象进行分类，然后是因果推断，然后再把这种推断用于预测，如果预测的结果正确，则说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如果发现了反例，则需要新的理论进行修正。物理学的理论发展会严格遵守这个循环。而商业理论的产生往往是粗略的观察，似是而非的分类，盲目的因果推断。在“商业模式”至上的时候，做到这些应付风险投资商是足够了，但长久赢得市场就不是这回事了。（原载IT经理世界06年第13期http://www.ceocio.com.cn）

前两天在公司旁边最近开的一家“某某鲍翅楼”请客人吃饭，着实被它的高档次吓的一惊。饭菜的价格绝对高档（下次不太敢去了），装修绝对高档，而且是欧式，稍显不伦不类的是门口供奉着关公的牌位。最让人感到受宠若惊的是，卫生间每个小便池的上方竟然还安装了液晶电视，使你在小便这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仍然可以看足球。如此体贴的确是首次领略，不禁感到“是不是太奢侈了”。类似的设备放在另一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的感觉。记得香港的证券交易所的电梯里也有液晶显示屏，上面滚动播出实时的股票信息。如此周到使人由衷赞叹：不愧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

回来把“小便池上有电视”的事当新闻给大家讲，得到的反应竟是“这早不新鲜”。如此推断，中国可能有世界上最高级的餐馆----至少在设施上是如此。如此巨额的装修费用最终也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于是，据此也可以推断中国的餐饮消费也是最高质量的。联想起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XO销售国，深圳是世界上高尔夫球场最多的城市，看来满足豪华的生活享受也许是中国最大的商机。更发人深思的是，前两天到一个电信企业去，说物业公司在这个大院里开的小食街比卖交换机赚钱赚的都多；我们搞的软件园最后大部分都把房地产变成了主业，为什么所谓高科技产业会如此落魄？

上面说的只是感觉，其实可以理性地分析如此产业结构存在的必然性。根据迈克尔波特的产业发展理论，市场需求水平，生产要素的充分程度，相关产业的配套能力以及产业内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平将决定这个产业的发展能力。如此比较软件和餐饮，在市场需求方面，花钱买软件的观念还在形成之中，由于应用水平低，难以提出高质量的需求，而享受美食，请客将排场则是中国的老传统；在配套能力方面，餐饮业不存在任何障碍，各大菜系精彩芬呈，顶尖厨师各有绝活，而国内的软件人才，无论是训练有素的工程师还是高水平的系统分析员以及高级管理人员都还非常不充分；在管理水平和治理结构方面，餐饮业往往是私人企业，产权清晰，治理结构简明，实行的是工业化规范管理，国人完全可以驾御；而如何管理知识型企业，我们的经验和能力的确有限。所以，餐饮业当然容易发展。所以，如果以IT企业的市场行销和管理能力去经营餐饮这样的传统行业，竞争力肯定很强。这不，联想就开了金白领餐厅。

如果按照如此的市场选择结果，则中国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娱乐产业，这些产业对经济发展当然对经济发展也有很大贡献，据统计2001年餐饮业的规模已经超过4000亿元。但问题也没有这样简单，试想，如果一方面支撑着大规模的高档消费，另一方面又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在教育科研等基础产业上又存在严重的投入不足，是不是我们的社会风气和价值取向出了很大问题了？

这不是杞人忧天吧？

·王 超· 

---- 6月20日我整整在电视机前坐了一个上午，就为了看“黄河娃”朱朝辉驾驶摩托车飞跃黄河壶口那惊心、精彩的一跳。飞跃非常成功，朱朝辉对飞跃整个过程的把握被摩托车运动专家称为是“完美的”，“在起跳的一刻充满自信”。 “飞黄”成功，又在现场举行婚礼，惊心动魄之后，“英雄美人”含泪相拥的场景更加煽情。朱朝辉是一个农民，但他对车有非常好的感觉，可以说具有赛车手的天赋，他更有过人的胆量，而且有非常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我非常珍视在一个农民身上的这种奋斗和抗争的激情。所以，我对整个“飞黄”过程中流露的非常明显的商业炒作痕迹都抱有欣赏的态度：“这样的事情当然要有商业运作，只是搞得还不太老到”。但当在婚庆典礼上朱朝辉抢过主持人的话筒，大声宣布：“从今天开始，陈保堂（朱朝辉所在的山西吉县的县委书记，对朱朝辉‘飞黄’之举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是我父亲”的时候，我的心头隐隐有一种不安：难道一定要和这个给过自己一些帮助的地方官建立“父子关系”才能体现亲密吗？我不愿意以一点非善意的想法去揣度朱朝辉，可能我们也不应该对一个“黄河娃”要求太多，但我至少认为他有点轻狂，面对这次成功，他有点超出了兴奋和激动的一般界限。我真担心他年轻的心无法承载“亚洲第一飞人”的称谓。人可以赌赢一次，却无法赌赢一生，如果把赌赢一次错当作赌赢一生就是悲剧的开始。 

---- 这点点不安使我想到了更多。我想到了爱多，想到了胡志标被领不到工资的员工“软禁”起来的狼狈境地。1997年爱多夺得中央电视台广告标王的时候我就产生过这种不安，中央电视台广告竞标也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游戏，当时的胡志标也是绝对的意气风发。但VCD还不像造酒，不可能有暴利，当时觉得一下子砸进这么多钱太有点儿孤注一掷了。不能简单地说爱多今天的境地是由于广告投钱太多，但可以肯定地说在“孤注一掷”的心态左右下一个企业非常容易乱了阵脚。在对爱多夺标王产生不安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巨人。史玉柱要建成中国最高的“巨人大厦”而不向银行贷一分钱，这豪气后面也夹杂着狂气。“巨人脑黄金”的强力媒体轰炸也是巨人“孤注一掷”的疯狂。四通总裁段永基曾经讲起过他和史玉柱交往的一个小故事：大概在1992年的时候，史玉柱曾经向段永基提议，搞一个巨人和四通之间的“南北对话”，总裁对总裁、各部门经理对各部门经理，共同探讨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同时让全国各大媒体现场直播。如果这件事情付诸实施，其轰动效应甚至会超过“飞黄”和“爱多夺得标王”。但段永基没有答应，当时段永基对史玉柱讲的一段话可谓意味深长，他说：“不是麻雀的鸟不一定是凤凰”（意指民营企业虽然没有国营企业那么多包袱和弊端，但它还不是现代企业），“我们这些人管理企业都是半路出家，很多东西要从头学习”。段永基说他非常钦佩史玉柱的魄力，但他的年龄比史玉柱大一些，所以对问题的考虑更复杂一点。 

---- 这些话都是一钱不值的“马后炮”，但无论如何我想说：一个企业要充分考虑它的风险。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用作抵御风险的，至少要放一笔钱留作救命。就像我们看到的，爱多和巨人的危机都不是亏损，而是发不出工资。一个企业在一两年时间里就一败涂地，可见它们对于风险毫无准备。我是个围棋迷，非常喜欢看职业棋手下棋，逐渐地，我悟出了点专业棋手和业余棋手的差异：专业棋手很少会把棋下崩，他们可以忍耐局部的亏损和暂时的落后，但能够把战线拉拉长，为自己寻找反败为胜的机会。而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就经常把棋下崩，刚才还形势大好，两手棋下过，局面就可能无法收拾；刚一落后，就下非常过分的棋，结果输得更快。在企业界能体现类似的道理：IBM也曾出现几十亿美元的巨额亏损，但经过调整，就扭亏为盈，给人的印象是它的回旋余地很大，所以，不容易一下就“崩溃”。我们那么多企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突然死亡”，多少说明我们在经营企业上还非常“业余”。 

---- 从本质上讲，可能不成熟的并不在于史玉柱、胡志标们，要按个性张扬，莱瑞·埃尔森、斯科特·麦克尼力以及比尔·盖茨都更霸气冲天，不可一世，为什么Oracle、SUN和Microsoft的经营一直是稳健增长呢？我想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商业环境比我们的成熟，他们对市场的游戏规则比我们理解得更深。中国的商业环境不成熟，浮躁的情绪影响每个人；要在这个环境中成长为一位真正的企业家，除了勇气和创新精神以外，还需要点克守本分的“定力”。